生物育种产业化的困境

生物育种是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育种的统称，主要包括利用转基因、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细胞工程、合成生物等技术，对动植物开展高效、精准、定向遗传改良和品种培育，是保障粮食安全和打赢种业翻身仗的重要支撑。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是促进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尊重科学、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一、主要农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化现状

我国通过专项实施建立了完整的转基因育种技术体系，主要动植物遗传转化效率达国际先进水平，粳稻遗传转化效率提高到80%以上、小麦提高到20%、大豆和玉米达到10%以上。国产抗虫棉市场份额提高到99%以上，4个耐除草剂大豆和11个抗虫耐除草剂玉米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我国自主研发的耐除草剂大豆获准在阿根廷商业化种植，抗虫大豆、耐旱玉米、抗虫水稻、耐旱小麦、抗蓝耳病猪等已形成梯次储备。目前，我国转基因玉米产品的主要研发单位有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北农、杭州瑞丰、隆平生物、先正达集团及其他科研院校等。据统计，已有11个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二、存在的问题

（一）种质资源保护及鉴定不足，基础研究跟不上

种质资源收集利用水平不够高，保存的数量和类别少，鉴定率低。一是对种质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种质资源保护程度不够，缺乏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野生、地方特色种质资源面临加速丧失的危险。二是种质资源系统登记机制不完善。种质资源分散保存在不同的科研机构、育种企业和个人手中，造成种质资源家底不明，不利于资源保护和共享利用。三是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尚不完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资源圃、保种场等种质资源专业保护机构较少，现有资源保存受各单位条件限制，出现保护不力而流失现象。

（二）生物育种资金严重不足，科研工作铺不开

据了解，畜禽繁育新品种从引进到品种审定需要经过8- 10年的时间，转基因作物从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申请转化体生物安全证书5个阶段的严格评价，每个阶段至少耗时1～2年，此外还需要转基因品种审定、生产许可等步骤，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且，需要投入大量基础设施、高精尖仪器设备，而项目立项支持经费额度小、缺乏连续性支持，是阻碍新品种创新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科研平台缺乏经费支持，不但如此，科研项目资助体制偏离育种科研需求。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过度追求效益，而忽略前期研究是只投入、无收益的，需要到后期进行成果转化才能有收益，故很多科研项目在前期就无法获得立项。

（三）育种平台发展滞后，校（院）企合作机制不健全

国内现有平台基础设施更新慢，设备陈旧且数量不足，难以满足高通量、高准确度分子育种需求。分子育种需要建立高通量基因型和表型大数据平台。育种创新需要构建分工明确、产研协同、权益边界清晰的校（院）企合作机制。从校企合作看，高校缺乏育种试验设施和场地，而企业从与高校的合作中难以达成收益目标，没有动力为高校长期提供便利条件。

（四）科研人才短缺，育种团队展不开

科研单位大部分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寥寥无几，企业大部分为本科以下，且基本没有具有人才称号的专家。如黔南州农业科学研究院共有职工60人，博士学历没有，硕士学历为16人，不到3%，企业更是难以吸纳正规院校毕业的专业对口的博士生，种畜禽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强。

三、促进生物育种发展建议及对策

（一）大力推进生物育种新技术的开发、创新和应用

一是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与重大成果转化任务，加快推进高产优质、抗病虫害、抗逆、高效绿色农艺性状的开发与应用，评估筛选各类作物重大技术成果并推动其中试熟化与工程化产业进程；二是要完善科研条件平台与研发体系建设，建设先进水平的作物育种技术中心，统筹全国产学研创新资源，形成基础研究与技术推广相结合、上中下游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系统研发体系；三是健全企业孵化与双创服务体系，建设融资、技术、培训等功能较完善的双创综合服务平台，孵化培育高科技企业，推动行业共同繁荣。

（二）加强现代种业财政支持，激发种业技术创新活力

一是针对生物育种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新种质创制和数据库建设等领域“卡脖子”技术确定项目指南，根据项目需求确定差异化支持额度。企业研发实力。二是持续稳定增加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政策性银行提高种业贷款规模，引导风险投资基金加大对种业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三是注重培育一批具有专业特色的优势企业和服务类平台企业，为育种一体化企业提供服务和支撑。

（三）加强育种专业人才引育和激励，调动种业能动性

一是加快种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进。针对青年种业科技人才储备不足，用足国家和地方各类人才引育计划政策，灵活采用长期聘用和柔性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引进一批能推动和引领种业创新发展的高端人才及创新团队，给予各类人才计划和科技计划项目重点扶持；二是着力培养一批领军人才，在人才称号、团队梯队、项目委托、平台建设等方面给予“菜单式”支持。建立企业人员职称评定单独序列，明确职称类别、申报资格、评定标准等，设立种业产业高级职称专场；三是推行种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围绕种业链跨专业组建种业科技特派员团队。采取“1+N”模式，即每个科技特派员团队与街镇签订服务协议。